201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4%和-3.2%，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6.9和16.4个百分点。

一、客观评估疫情冲击，区分最后稻草和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中长期因素 最后一根稻草可以压垮骆驼，但是骆驼被压垮的大部分原因却未必能归因于这根稻草。例如，疫情期间很多广东的餐饮企业不等不靠，通过提高自身产品标准化、供应餐饮半成品、线上销售、店门前销售，甚至利用食品供给优势服务客户等创新方式不仅减少了疫情对经营的影响，还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收入，探索了新的业务模式。

从新需求视角，以智能手机、各种线上知识消费、文化娱乐消费、信息消费和健康养老、医疗服务等高端服务业等软产业正在将逐渐成为消费的主流。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多部委联合发布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对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以美的、海尔为代表的部分传统家电巨头，也分别引进OKR管理模式、IPD开发战略，甚至量子管理等前沿管理机制，像华为公司一样逐步转型为具备持续新产品开发能力的新型企业组织。从供给侧看，长期性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成本上升问题，以及渐进式改革遗留在很多领域的计划经济砂砾——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问题，这都需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各行业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扩大放开管制，才能真正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今面对疫情的冲击，更多的中小微企业也积极利用新技术带来的社会行为模式变化，加快了转型的步伐化以解经营压力。

劳动用工冲击，也要以人们正常出行为前提。尤其是受疫情冲击有经营困难或现金周转困难的企业，应认真研究本地出台的支持政策，积极申请相关支持。造成的后果就是官员的行为被扭曲，做出一些大家没法理解的事，譬如感恩这样的事，这说明行政系统在执行过程出了大问题。

在这种压力下，谁敢允许复工？ 这种一刀切的工作方式，会把负面效应放大。只有给地方官员安全感，他们才能干好工作。首先就是要给地方自主性，要给地方容错空间。更深层面说，我们的治理体系出现问题。

这过去三四十年，我们成就也很大。有外出工作意愿的农村工人复工率在60%以下。

第二，重新评估巡视、督办制度的作用。经济学里有一个多任务定理，如果代理人面对多项任务，他没有动力去完成所有任务，代理人只会去完成最容易被度量的任务。以前地方干部跑部进京，现在给钱他都不要。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好几天没有一例新增，可是他们的复工却反而慢。

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相信地方干部，要给他们足够的激励。为了对付巡视，为了不犯错误，官员们畏手畏脚，什么也不敢干。现在其他国家应对得也犹犹豫豫，出现很多问题，这说明决策不是那么好做。如果结果是好的，手段大体没错就可以操作，当然不能胡作非为，无法无天。

真的让人大实实在在审预算，人大就会认真审。什么是治理？治理就是执行。

这么做的话，至少可以更加正规化，透明化。如果真让组织部门去做干部的考察选拔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为了以后的进步，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改进发现的问题。要增强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先要问国家治理的政治哲学在哪儿？我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我和合作者在写一本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往往走个过程，只要书记市长决定了，人大很容易通过。10年前，地方人大的作用在加强，地方人大的审议预算越来越严肃。这样，各级政府都能运行在法律框架内，干部们做事心中有底，激励和考核都有方向，做事也会积极主动。因为那里的地方干部缺少自主能力了。

当然，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发现了问题。我们要相信人大代表，说大一点要相信社会自组织的能力。

解决之道是什么？首先，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我们要按宪法办事，要做好权力的分配和制衡。这是从钟摆的一端，摆到另一端。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个发病数说明疫情已经处于可控状态，我们应该马上复工。到了邓小平时代，我们又做了一些打破前30年秩序的工作，譬如打破计划经济。

湖北疫情告急，政府向湖北派去四万医护人员，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做法成本很高，日常工作靠自上而下的监督，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各个国家的实践，都告诉我们，这样的成本是无法承担的，而权力间的制衡，是监督成本最低的办法。最后，我们的政治哲学是什么？ 国家治理的背后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样严苛的考核标准，官员还怎么做事？ 贪污腐败、与中央政治上不保持一致，可以一票否决，党的干部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因为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大，中央政府反复强调有序复工，但是在基层，复工特别困难。这次我发现复工比较快的地方，都是政治地位比较高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容错机制强一些，官员的安全感强一些。

党的领导有了宪法的根本保障。要发挥政协的作用，政协是让精英来监督政府的，是一个议事机构，不是一个权力机构，我们应该回到1950年代初期那样，要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

但在上下齐动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护地方的积极性。官员也是人，当他知道复工有丢乌纱帽的风险，他就要回避这个风险。

尽管一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总体应对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在这种压力下，防疫措施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有人跑到人家里去砸麻将机，那一家人一起吃饭是不是也不可以？还有把人拽出来扇耳光的过激行为也出来了。这是一个信任问题，也是制度问题。虽然不是很完美的分权，但给了地方极大的积极性。

譬如说要银行支持小微企业，银行明知道给中小企业贷款很不合算，大银行做这些业务不合算，但是巡视组要来巡视。前段时间，要控制地方政府负债，要砍投资，一刀切下去把投资全砍掉了。

党和政府的关系是我们根本性的问题，要理清楚。事后来看，中国采取的隔离措施还是最有效的办法。

国家治理不能离开法制，各个地方千差万别，要让地方选择合适的方式去治理。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发挥上下齐动优势的同时，还要保护地方的积极性。